1970-1992 中韓關係(HIST paper)

1970年代的半島局勢

「我國國家安全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四大國─美國、日本、中國和蘇聯─就半島問題的合作。……我國基本問題中的不尋常的地緣政治因素：半島上的南北兩方背後，各有兩個處於對峙狀態的軍事和政治大國。」

──金大中(1942-2009)於1985年[1]

以上的說話可看出朝鮮半島問題的複雜性。在冷戰的初期至中期，北韓與南韓只是朝鮮半島上的兩個小國，卻夾在中蘇美日四個大國中間的敏感地帶。如同共產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傀儡一樣，外交上殊少選擇的空間。南韓相對來說只是一小國，無法排除世界局勢的影響而獨自決定自身的外交取向，因此南韓外交政策延續與轉變，完全來自朝鮮半島外部的各種因素，至少在冷戰中期仍然如是。中國[2]與南韓的關係於70年代的前展亦只是隨著冷戰緩和的大潮流，當中《六‧二三和平宣言》則最為重要。

中韓關係緩和的原因

1971年4月，美國乒乓球員訪華，史稱「乒乓外交」，可被視為中美關係解凍的開始。中國和美國互相靠攏的原因主要在蘇聯。在50年代中期，中蘇逐漸背離，1962中印戰爭之中，蘇聯支持印度的取態已經反映了共產主義陣營中的分裂局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始，中國方面更直接指斥赫魯曉夫(1894-1971)領導下的蘇聯行「修正主義」路線。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是兩國關係的最低點。中蘇交惡，已經沒有所謂共產主義陣營的團結。

另一方面，美蘇之間的衝突亦有所緩和。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是冷戰的最高潮，此後再沒有任何一個事件如此接近美蘇大規模戰爭的爆發。爾後，「核子恫嚇」制約了美蘇互不相讓的態度，美蘇冷戰開始緩和。先是華盛頓與莫斯科設立熱線，至1968年美蘇簽訂《核不擴散條約》。自1962年後美蘇緊張氣氛已大不如前，但仍然存有暗湧，如1960年代蘇聯對阿拉伯國家的軍事支援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3]成為日後美國向中國招手牽制蘇聯的原因。同樣，中國經過「珍寶島事件」之後，深感無法單獨與蘇聯對抗，亦希望以美國牽制蘇聯。因此，朝鮮半島再非世界政治角力的舞台。

與此同時，美國卻在亞洲越戰中泥足深陷，迫使其對韓國的保護減弱。越戰令美國國力過度消耗，令美國甚感吃力。1969年尼克遜上台後，便開始考慮修正其兵力部署。7月，尼克遜(1913-1994)於關島推出了「尼克遜主義」，宣布美國將從越南脫身，在東亞進行戰略收縮，更重要的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應自己努力解決本國的防衛問題，減少對美國的依賴。[4]主要考慮就是「朝鮮半島中立化」，減少了駐韓美軍及無償的美援。[5]兼之，取消對中國的抵制。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發表《上海公報》確立了中美關係。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1918-1993)訪華，發表《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正式建交。美國與日本對中國關係的改善，南韓不能視而不見，外在環境已賦予南韓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可能。美國的所為一方面為朝鮮半島的緊張氣氛降溫，同時亦意味著美國對於南韓的控制已逐步減少，南韓要靠自己謀求福祉，在外交政策上亦有較大的自主權。

而南韓需要考慮的另一因素就是中國與北韓的關係。中國與北韓是「兄弟國」，中國又曾在韓戰中支援北韓作戰。因此，南韓與北韓的問題就是南韓與中國的問題。1960年代，南北雙方屢有提出南北普選、南北統一，但是國際環境與內部種種障礙使南北統一只能成為宣傳口號，並不具備實際意義。在70年代以前，北方在實力上較佔優，[6]因此北韓從來未有考慮放棄過強硬政策，整個60年代不斷有一些小動作，如1968年1月，有北韓游擊隊襲擊南韓總統府，同年11月又有部隊在韓國東海岸登陸等的事。[7]相反，南韓方面較克制，1961年5月，朴正熙(1917-1979)在軍事政變上台後發表《革命公約》，其中指出新政權將全力增強實力，以備「同共產主義決戰」，態度相當強硬。可看出南韓自覺缺乏足夠的實力與北韓周旋，以提升國力最為優先。稍後南韓方面態度轉溫，1961年6月，南韓外務部長官金弘壹(1898-1980)在一項聲明中稱：「我們並不希望依靠武力統一國家，我們將爭取用和平方法實現之。我們仍強調堅持在聯合國監督下實行南北普選的方案。」[8] 1965年，朴正熙提出「先建設，後統一」，反映內政優先的政策卻仍然維持。

但到了1970年代，隨著冷戰的緩和，南北和談開始有眉目。南韓經過幾年的發展，此時南北的實力已較接近。北韓對每年龐大的軍費開支感到吃不消。美國宣佈「尼克遜主義」之後，逐步從南韓撤軍，亦令北韓放下最大的心結。1971年8月6日，金日成(1912-1994)發表「願意在任何時候都同南朝鮮包括民主共和黨在內的所有政黨、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進行接觸」。[9]8月12日，南韓以紅十字會名義就尋找離散家屬問題舉行會談。72年5月，南韓中央情報部長李厚洛(1924-2009)訪平壤，北韓副首相朴成哲(1913-2008)訪漢城。7月4日，兩國發表了《南北共同聲明》。

南北韓關係改善令中國與南韓之間的心結亦得以解除。早在1971年8月，南韓外長金溶植(1913-1995)聲稱，同蘇聯和中共的建交並非不可考慮。1972年7月，當時的南韓總理金鍾泌(1926-)表示，南韓正在促進與共產國家之間的外交活動。[10]《六‧二三宣言》應運而生。

《六‧二三和平宣言》

1973年6月23日，韓國總統朴正熙發表了《關於和平統一政策的總統特別聲明》，內容包括：「在互惠平等之原則下，對包含蘇俄及中共在內之所有國家開放門戶」及「以和平善鄰為對外政策之基本」。[11]這是南韓願意開放其門戶的表示。學者林秋山認為，南韓是由於實利外交、和平統一外交、安保外交政策之實現，均有賴中共之協助，而著手改善雙方關係。[12]

中韓關係的發展

中韓之間雖然未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然而彼此之間的關係已漸趨緊密。以下為直接1988年盧泰愚(1932-)「北方外交政策」推行前，對關係促進雙方關係的嘗試。

1975年，北京至漢城的電報聯系開通。

1970年代末，民間貿易開始出現。

1980年，中國體育官員出席亞洲棒球協會理事會而首次有中國官員進入韓國。

1981年1月，南韓總統全斗煥(1931-)訪美，在美國記者俱樂部作演講，答覆記者關於中韓關係的問題時說，中國是韓國朋友的朋友。[13]

同年3月，總統全斗煥在漢城宴請外交使團時表示，南韓政府將不受政治信念和體制不同的限制，積極推進「外交關係多邊化」。[14]

同年7月，南韓外務部長盧信永(1930-)在國會答覆議員質問時表示，韓國無論在甚麼時候，都有與蘇聯和中國建交的希望。[15]

1983年，雙方用正式國名簽《備忘錄》。

同年，中國客航准許經過南韓訊息區。

1986年，中國參加南韓奧運會。

1987年3月，南韓外務部長崔光侊表示：「我們希望同中國的實際關係能夠進入高級階段。」[16]

自70年代始，兩大陣營的對抗已緩和下來，主導著南韓外交的已非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是實利的考慮。當美援逐漸減少，美國駐軍亦逐步撤出南韓，加上自朴正熙時代的經濟發展，已使南韓能夠擺脫對美國的依賴，經濟自主成為自主外交的重要一步。

盧泰愚的「北方外交」

盧泰愚於1988年7月7日發表《爭取實現民族自尊、統一與繁榮的特別宣言》，開展「北方外交」，表明與中國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改善關係，來謀求自己的安全和經濟利益。爾後，1989年2月，南韓與匈牙利建交，11月與波蘭，12月與南斯拉夫。1990年3月與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蒙古，9月與蘇聯，1991年8月則與阿爾巴尼亞，1992年4月與越南，最後在同年8月與中國建交。尤以中韓之間的關係最為矚目。

南韓與中國靠攏在政治上可以牽制和孤立北韓。[17]中國與北韓長期為友好國，南韓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則令中國支持北韓時需顧慮南韓。

在南韓方面，最主要原因是經濟考慮，南韓產品的主要市場的改變，迫使南韓必須開拓新市場。1987年，南韓對美國、日本與西歐的出口額佔其出口額的74.7%，但到了1988年則回落至72.1%。[18]其一，是西方工業國經濟不景，紛紛加強貿易保護。與此配合的是美國和英國的緊縮開支政策，本土經濟不景而使福利主義政策不能。因此，美國首先發難，於1985年迫南韓與台灣等的貨幣升值。

其次，南韓貿易對日本的材料依賴甚深，亦長年錄得對日貿易赤字，亟欲改善這種狀況。加上，南韓80年代屢有大規模工潮，迫使政府大幅度增加工資，令出口產品的成本上升，削弱競爭力。因此，南韓急不及待要開拓共產主義國家的貿易市場。

縱然政治因素和經濟考慮並不能截然可分，但「北方政策」已不同於70年代初期為國家安全而自求多福，國防外交的色彩已減退，外交便由經濟掛帥。因此，南韓與北韓關係和南韓與中國關係開始分途。北韓與中國仍然是盟友，但這已非中國與南韓關係的大阻力。

「北方外交」出台後，中韓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87年的16.87億美元先至1988年的30.87億美元，升幅達85%。[19]而且，中國與南韓的貿易關係具有高度的互補性。中國人力資源、土地資源、天然資源豐富又價廉，所欠缺的是投資資金，因而令南韓國內過剩的資金亦找到出路，至1992年底為止，南韓在華投資共450多項，金額約4億美元。[20]在貿易上，中國出口較多為原材料類，而南韓進口至中國多為工業製品。[21]中韓貿易還有繼續拓展的可能性，在經濟掛帥的外交政策推動下，中韓建交已是板上釘釘的事。

1992年中韓正式建交

「在國際社會中，『真誠』必須取決於冷靜的民族利益。因此，『真誠』在外交關係中沒有容身之地……我們確信，我們對中華民國的關係總有一天必須重新加以審查。那時我們便不能不把我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重新評估……我們將要注視我們對華關係的累積，當我們覺得某一行動有利於我們民族時，我們便將作出必要的政策決斷。」

──1988年10月11日南韓外務部長崔侊洙(1935-)於國會的說話[22]

中韓建交的最大阻力是來自台灣。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有著相當感情，韓國志士在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中有不能磨滅的貢獻，例如金九(1876-1949)等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核心人物，與當時國民黨高層亦有所交往。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亦受國民政府庇蔭多時。中國變色後，台灣與南韓同是反共盟友，商貿與民間的經濟交流頻繁。

然而，外交關係是涉及實際利益，感情因素不能左右實際利益的考慮。早於1988年「北方外交」開展之際，南韓外務部長已看出放棄台灣是大勢所趨。事實上，中韓貿易數字逐年增加(請參考附錄)，貿易關係更為緊密。另一方面，台韓之間經濟利益的競爭形成矛盾。台韓兩者均為缺乏資源，又是出口導向。因此在市場分割、原料輸入和技術發展方面，互相競爭。[23]相反，中國是南韓第三大貿易夥伴，貿易相對較有互補性。而中國市場尚有不斷拓展的空間。至此，南韓無法對中國視而不見。

終於令中韓於1992年8月24日，簽署《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韓正式建交。

參考資料：

1. 邵毅平：《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挑戰與回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金日成：《金日成文選1968-197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曹中屏、張璉瑰著：《當代韓國史(1945-2000)》(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

4. 車哲九：《南朝鮮四十年》(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90)

5. 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韓國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潘世偉：《投身亞太新合縱的韓國》(香港：三聯書店，1993)

---

[1] 邵毅平：《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挑戰與回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120。

[2] 中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台灣」指中華民國。

[3] 蘇聯宣佈「國家主權有限論」，可以見到蘇聯在東歐事務的進取。

[4] 曹中屏、張璉瑰著：《當代韓國史(1945-2000)》(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頁620。

[5] 1954年至1960年間，南韓政府共接受美國及聯合國無償援助共18.18億美元，年均3.1億美元。(車哲九：《南朝鮮四十年》(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90)，頁82。)1962年，美國無償經援為2億美元，降至1971年5000萬美元，1977年再降至16萬美元。(潘世偉：《投身亞太新合縱的韓國》，頁82。)駐韓美軍則由1971年的6.4萬，降至1978年4.2萬，1981年3.87萬，1991年3.4萬。(潘世偉：《投身亞太新合縱的韓國》，頁88。)

[6] 1960年，南韓人均GDP是94美元，而北韓卻有137美元。直至1975年，南韓人均GDP才超越北韓，時前者有591美元，後者為579美元。而北韓在60年代的國防開支佔支出的30%。曹中屏、張璉瑰著：《當代韓國史(1945-2000)》，頁621。

[7] 曹中屏、張璉瑰著：《當代韓國史(1945-2000)》，頁621。

[8] 同上，頁615。

[9] 金日成：〈關於我們黨的主體思想和共和國政府對內外政策的若干問題〉，收入其著《金日成文選1968-197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195。

[10] 潘世偉：《投身亞太新合縱的韓國》(香港：三聯書店，1993)，頁103。

[11] 邵毅平：《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挑戰與回應》，頁110。

[12] 同上註，頁111。

[13] 同上註。

[14] 同上註。

[15] 同上註。

[16] 曹中屏、張璉瑰著：《當代韓國史(1945-2000)》，頁440。

[17]邵毅平：《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挑戰與回應》，頁113。

[18] 沈聖英：〈中韓關係及經貿合作〉，載自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韓國學論文集》，第二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16。

[19] 潘世偉：《投身亞太新合縱的韓國》，頁115。

[20] 沈聖英：〈中韓關係及經貿合作〉，載入《韓國學論文集》，頁120。

[21] 同上註，頁119。中國進口五大類為初級形狀的聚乙烯、牛馬皮革、鐵及非金鋼平板軋材7208和7210以及合成短纖維。中國出口的五大類為玉米、水泥、煤炭、絲絹絲機織物以及石油原油。

[22] 邵毅平：《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挑戰與回應》，頁112。

[23] 潘世偉：《投身亞太新合縱的韓國》，頁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