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霍英東全傳》後總論

(無錯！這次的還是term paper。這簡直就是儲存term paper 的地方！哈哈哈！不才樗櫟，或有斷章取義或曲解處。)

歷史是否中立？

歷史的定義若果僅僅是一堆堆發生過的事，那麼歷史並無所謂的立場，因為沒有人賦予它一些意義。但是若果歷史的定義不獨是這樣，而是指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詮釋和研究。那就有所不同了。這樣，歷史就很難得到絕對中立了。

第一種原因是「偏見」(bias)。[1]是有先設立場、有價值觀的人接觸和篩選歷史，賦予它該時代的意義。因此，歷史變成有該時代觀點的獨有產物。這是由於「個人面對社會的活動並非一個冷眼的旁觀者，他參加社會生活，並看到自己是社會相互關係中的一員，所以他對社會生活的建設也有某種興趣，這種興趣本身又是五花八門的。它可能是一種純個人的利益，也可能是一種集團性的利益……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個人對社會問題和事件的看法與態度。」[2]

人的成長是經過「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社教化的主要功用就是社會再持續，而社教化最終會令到「人」(Man)在「社會」(Society)上被受約束，而「社會」亦都會植根在「人」的心中約束「人」。經過社教化以後，在「人」內在的「社會」就會成為一套價值觀、利益和道德。一個人的價值觀、利益和道德與另一人所以不同，是因為受了不同的社教化。因此，生長在中國的中國人與生長在美國的中國人是有所不同的。「思想」亦是一種價值觀，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被植入的價值觀亦不同。即使是革命性的思想家，也不能比時代走前很多步。

其中一例就是北宋(960-1127)名臣司馬光(1019-1086)。司馬光是《資治通鑑》的主編。他的身份是士大夫，亦即是農業帝國的管治精英。他的時代背景是唐宋古文運動和理學的興盛，所以他的觀點會圍繞「王道」、「仁政」，範圍就是政治、軍事、經濟，人物就是君主、名臣。在他的作品之中，不會看不出甚麼富商傳奇、娼妓史、唐外來宗教如何傳入。

那麼為何今天有人為霍英東寫書？有些人或是受薪為富商寫書，或不，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對於商人的看法已經有所不同。自法國大革命後，這些富商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存在，他們是社會中有地位的人，並被冠以「名流」、「顯達」的名詞，我們受到的社教化形成我們這個概念。這是在傳統中國所不能想像，傳統中國的思想將社會分作四大階級「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所以「二十四史」中，很少為商人立「傳」，[3]立「傳」的大部分都是名臣或者名士。

所以不論是歷史學者的觀點或是取材，都無所謂絕對中立。

第二種就是「錯誤」(mistakes)。作者或歷史學家由於情感上的原因或利益原因刻意對某事某人有選擇性的或錯誤的描述，並非反映事件或人物事蹟的真象；或者是由於技術上的錯誤，並非刻意歪曲，令有些事件被錯誤理解。最終會影響整件事或人的客觀判斷。

前者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一張列寧(1870-1924)演說的照片，在史太林(1879-1953)治下的蘇聯時代，在列寧演說台側邊的托洛斯基(Trotsky,1879-1940)被塗黑。另一著名例子就是1932年《紐約時報》刊登一張被炸彈燒傷的小童獨自坐在上海火車站的相片，有學者考證出底片中，小童後面是坐著大人。

技術性錯誤是十分容易理解，由於查證不太準確、錯誤抄錄或者作者自己記錯。在《霍英東全傳》一書亦屢見不鮮。就如書中158頁寫著：「1962年，他(霍英東)和湯於翰合資500萬港元，每人250萬，購入中環畢打街的畢打行。」但翻查舊報紙就會發現，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日的《大公報》上寫著：「新業主為○商霍英東，成交價七百萬元。」由於《大公報》是一手資料，加上沒有利益衝突，可信性高，《大公報》說較可信。又，325頁提到北京飯店的貴賓房：「在亞運會期間，貴賓樓果然大派用場。這座只有217套客房的酒店，被亞運會組委會租下了190套。」但一九九零北京亞運會期間，《大公報》於八月二十七日有這樣的報導：「貴賓樓位於現北京飯店西側……有高級客房、標準客房287間……」可見作者有誤引之嫌。

解決方法

歷史學有所謂「三C測試」(3 ”C” Test)。三「C」來自「可信性」(Credibility)、「內證」(Consistency)、「外證」(Corroboration)。「可信性」研究作者背景，寫書目的，以考慮書中內容是何等程度上可信。「內證」，比對書中是否有前後矛盾之處。「外證」，比對本書或他書對於同一件事和同一個人的描述是否有差異之處。結合三者，再尋找一手資料作為佐證。

通過這些方法能夠排除一些因情感上的原因或利益原因刻意對某事某人有選擇性的或錯誤的描述，或者是由於技術上的錯誤。因此較能反映一件事一個人的真象，並能較客觀地評價一個人和一件事，可以稱為「相對中立」。

然而，絕對中立仍是無法達到的。由「偏見」造成的不中立，並非歪曲事實或技術錯誤，所以不能用「三C測試」去修正。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偏見」，即使當代亦有「偏見」，例如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等迷思。因此，所謂絕對中立仍是遙不可及。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想法

馬克斯‧韋伯是社會學家，他提出價值中立。他說：「調查者或教師應該無條件地分開實證建構出來的事實……和他的個人評價，不管他滿不滿意這個事實。」[4]意思是要中立的對待研究出來的結果，拋棄自身價值觀的影響。但韋伯亦不簡單地認為要把所有價值都要消去。價值亦存在意義。價值會幫助我們去選擇研究的題目。[5]套用到歷史學，價值的功用是為歷史學者或作者尋找重要的事去研究和闡釋。這也解釋到歷史學者知道了歷史並不是絕對中立，但研究歐美史的人數遠比中東史、非洲史的人數為多。

歷史哲學

黑格爾是(Hegel,1770-1831)是屬於德國唯心哲學流派的。他認為思想或意識改變，社會也會跟隨改變。他亦視這個世界通常被看成是一個歷史的行進，其中每一個相續的運動都是為解決前一運動中的矛盾而出現的。例如，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西方社會中引入真正的自由。 但正因為是絕對的初次，它也是絕對的激進的：在革命消滅了它的對立面後，革命所喚起的暴力高潮無法自我平抑，結局是無路可去的革命最終自食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毀於殘暴的恐怖統治。然而，歷史總是在對過失的自我學習中前行的：正是這種經驗，也只能在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一個由自由公民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職責，又能實現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憲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現。

他亦認為通過這些辯證的法則，就可以去到「絕對精神」的境界。姑勿論這個絕對精神是否能真的實現。黑格爾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思想或意識改變，社會也會跟隨改變；歷史行進的相續運動是為了解決前一運動中的矛盾。也意味著昨日的問題不是今日的問題，昨日的意識也不是今日的意識。隨着時間的變化，各个時代的人對同一件事的看法會發生根本變化，宋代不會把成吉思汗當作中國人。那麼昨日之種種意識已經不能為今日所用，大部分的歷史成為「封閉性因素」。[6]

那麼，就要回到一個問題：為何要讀歷史？一，研究這些「封閉性因素」。希羅多德在《歷史》的開首第一段寫著：「哈利卡納蘇斯的希羅多德在這裡呈上他的調查結果，旨在避免時間將人的勞績沖走，俾希臘人和外邦人的功業不致湮沒，也旨在解釋這兩族人何以發生衝突。」二，尋找「開放性因素」。[7]如文化史的研究。三，在「封閉性因素」中尋找意義。司馬遷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1] 用「偏見」(bias)一詞作為第一類的名目，未必與其他學者所理解的一樣。不過這不是重點，這兒只是用以描述社教化影響下的偏見。
[2] [德]亨利希‧庫諾著，袁志英譯：《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學說》(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頁555
[3] 例子如《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中的卜式是商人出身，他得入傳的原因是因為漢武帝北伐，他捐獻家財，成為佳話，及後亦為官。至於他如何發蹟，只有簡單兩句：「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數千頭，買田宅。」
[4] George Ritzer & D.J. Goodman: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page 207
[5] 同上註。
[6] 指在過去適用，但現今不適用或不存在影響的因素。
[7] 相對於「封閉性因素」，指現今仍然能適用或存在影響的因素。